文物保护利用与文旅融合的理念演进和探索实践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李晓武

从承载千年文明的敦煌壁画,到见证历史变迁的故宫殿宇,文物作为镌刻中华文化基因的“活化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随着文旅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如何让文物活起来”与“怎样平衡保护与利用”已成为关乎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

文物保护理念的阶段演进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推进和城市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大量文物古迹面临被拆除、破坏的严峻威胁。同时,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建筑本身也处于濒危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工作重心是采用工程技术手段对濒危文物进行抢险、加固、修复,防止其倒塌或消失。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为“力保”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一阶段形成了“抢救第一”和“修旧如旧”的保护理念,强调通过技术手段保存文物的物质形态,守护文明的物质载体。此阶段解决了文物保护的生存问题,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批重要文物得以留存,进而引发深入思考: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文物,其深层价值究竟在哪里?与此同时,《威尼斯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传入中国,推动了保护理念的革新。

2000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引入了国际先进的保护理念,强调对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进行全面评估和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发布,设立了“文化遗产日”(现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标志着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观念升华,保护内涵不断扩大。

随后,保护工作的重点从“保下来”转向“读懂它”,强调深入研究文物的历史沿革、建造工艺、艺术特色、社会功能、人物故事和精神内涵。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价值挖掘”,强调“凝神”和“可阅读”,即通过解读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让文物从一个冰冷的物理空间转变为一个充满故事和温度的文化符号。

此阶段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预防性保护理念的兴起和应用。通过科技手段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与数据分析,精准评估病害及其风险发展态势,实现从“抢救性修复”向“前瞻性干预”的战略转变,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变被动式的“治已病”为主动式的“治未病”。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高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成为号召。该阶段的核心特征是“活化利用”,让文物活起来,使其融入现代生活,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惠及广大公众,实现可持续发展。数字化技术(VR/AR、数字孪生)、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等创新手段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工具。

文旅融合的实践困境与破局路径

在文旅融合实践中,我们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辩证关系。实践证明,二者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保护是活化利用的前提。没有保护的“开发”实际上是破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物一旦被破坏,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就永久消失了,任何开发都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活化利用是保护的可持续动力。纯粹的、孤岛式的保护往往面临资金不足、关注度低、后继无人的困境。合理地活化利用,如将文物转化为博物馆、文化空间、研学基地等文旅业态,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反哺文物保护所需资金,还能通过开放吸引公众,极大地提升文物的社会关注度。

平衡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必须严格遵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提出的“最小干预”和“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通过深入研究挖掘文物价值,找到合适的利用方式,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目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任何利用方式都必须尊重文物价值、增强文化表达,而不是粗暴地涂脂抹粉、一味地模仿复制。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积极开展创新实践,实现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双向促进。故宫、长城、敦煌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既让文物得到更有效保护,也充分彰显了文物价值。但当前文旅融合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案例同质化严重,业态与文物属性、文化格调不符,公众缺乏文化深度与沉浸式体验等。

针对当前困境,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破局:

一是破“空间”之局:从“景点”到“场景”。不再将文物视为孤立的参观景点,而是将其融入更大的城市、街区或乡村肌理中,全局打造文化场景。例如,将历史街区整体打造,让游客可以在这里住宿(文化主题酒店)、吃饭(体验本地非遗美食)、购物(购买匠心手作)、看戏(在小剧场看地方戏曲),实现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文物不再是旅行的目的地,而是美好旅程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保护利用就是成功案例,通过创新联动文创产品与周边商圈,形成显著的“以点带面”辐射效应,成为“利保”理念在红色文化遗产领域的卓越实践。

二是破“叙事”之局:从“讲解”到“解读”。告别枯燥的解说牌和千篇一律的导游词,基于“历保”阶段的深度研究,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例如,通过AR技术让游客用手机扫描就能看到虚拟的历史人物在实景中讲述往事,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参与,加深公众对文物价值的理解。

三是破“科技”之局:从“工具”到“赋能”。科技不是炫技,而是为价值挖掘和文化表达赋能。例如,利用数字化技术(如三维激光扫描、BIM、数字孪生)为文物建立永久数字档案,这本身就是高级别的“力保”。同时,利用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进行沉浸式展示,打破时空限制,让消失的遗产“复活”,让深藏库房的文物“走到”观众面前。

四是破“产业”之局:从“门票”到“生态”。打破单一的“门票”经济,构建以文物文化IP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圈。衍生出文创产品、影视作品、动漫游戏、研学课程、艺术节庆等业态,形成“文化+旅游+科技+教育+X”的多元产业链,让文物价值在多维度上释放,创造更大的综合效益。

保护利用与文旅融合可持续模式探讨

理想的保护利用与文旅融合发展目标应该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体系:首要的是文物得到永续保护,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其次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弘扬,让文物蕴含的文化价值得到充分发掘和传播;第三是让广大市民享有文化自信,通过文物活化利用增强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第四是让游客获得深度体验,为文旅产业注入发展动力,激活经济潜力。通过统筹推进这一系列举措,让古老遗产真正活在当下、走向未来,为人们的美好生活增添更多宝贵财富。要实现保护利用与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可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科技支撑”的共赢“生态系统”。

政府主导是核心前提。政府需要发挥制定规则、严格监管、提供政策支持的作用,坚守文物保护红线,确保发展方向不偏离,为保护与文旅融合的可持续性筑牢基础,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定盘星”。

社会参与是重要基础。积极引导本地居民、志愿者、专家学者、当地企业、游客等多元力量参与,营造文物保护与合法利用相融合的“共治共享”氛围。社会参与不仅能够丰富保护利用的形式和内容,还能增强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获得感。

科技赋能是创新引擎。让科技创新服务于文物价值传播与文旅推广,如《黑神话:悟空》通过科技与文物、游戏场景的创新结合,赋能体验模式与业态创新,有效服务文物价值传播。这三大维度相互协同,共同构成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的可持续模式。

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未来发展中,我们需要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创新实践模式,不断完善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机制,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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