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马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伙伴、战争中的英雄、礼乐文化的象征以及文学艺术的重要题材。枣庄市博物馆所藏以马为主题的文物，时间上从两汉至唐宋、元明清及当代均有涉及；种类有陶俑、铜镜、画像石、绘画、书法等，可称为一部立体的“马文化简史”。它们不仅是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真实写照，也是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生活、工艺技术及思想观念的具体反映，是认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征和审美传统的重要途径之一。
汉代：石刻上的马，
礼仪、战争与信仰的镜像
汉代是古代帝国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厚葬之风盛行，画像石作为墓葬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也成为记录当时社会生活、思想信仰的珍贵图像史料。枣庄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数量丰富，其中马的形象尤为突出，其表现场景之广、构图之精、意涵之深，构成了枣庄市博物馆馆藏马文物中最具视觉冲击力与历史厚重感的篇章。
车马出行：秩序与威仪的图像叙述。车马出行作为汉代显示身份、彰显威仪的重要礼仪活动，在画像石上经常出现。馆藏画像石“车马出行图”（图1），画面中心为一队由左往右行走的马车，前面有两人骑马开路，后面跟有三辆车，最后一辆只画出了马的半个身子，给人以队伍仍在继续前行的感觉。在另一馆藏“车骑出行图”中，御者的马鞭和缰绳都用细阴线刻出，马步齐整，动作协调，在表现上是严谨的仪仗队伍。“车骑出行图”中描绘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礼仪过程，前面有三导骑和肩扛棨戟的导从，中间是轩车一辆，后面跟着二骑从，画面最后出现了门楼一座，并有门边相送之人拱手作别。这些图除了对轺车、轩车、辎车等不同类型车辆及导骑、伍伯等仪从人员进行细致描绘外，在空间安排和人物姿态上也形成了一套视觉化的等级秩序和出行礼制，是研究汉代舆服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直观材料。
迎宾宴饮：世俗生活的华丽切片。人与马车也是汉代庄园生活及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画像石“迎宾图”中，带有双重屋顶结构的楼阁下在设宴待客，楼上宾客盈门，楼下描绘的是迎接客人的情形：二侍者迎接一乘车前来，一人拄拐杖，一人跪地，来宾有引导的马匹和两乘车。画面上有强烈的瞬间感和生活气息，马、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成了连接主人与客人、表明身份、渲染气氛的重要媒介。“楼阁人物车骑出行图”则在同一石面上分层构图，上层描绘楼阁宴饮、瑞兽祥树的理想生活，下层刻画车骑出行的现实场景，马的形象贯通了世俗享乐与礼仪实践两个层面。
胡汉战争：民族碰撞的历史图卷。“胡汉战争图”（图2）是馆藏尺幅最宽、情节最复杂的一方画像石，也是最具艺术表现力与历史价值的一方。画面以一桥将场景分为两部分，桥上有汉军车队，有长长的步兵、骑兵队伍；在山峦之间还有隐藏的胡人伏兵，桥头处双方的骑兵正在厮杀。工匠运用精湛的浮雕手法描绘出数十匹战马：汉军人马队伍整齐，显示出其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队；而胡人马匹大多作奔驰、跳跃状，渲染着战争的紧张氛围。同时，画面中还有体格健壮、装束特殊的胡人头领坐骑，突出对比，深化叙事中心。此画像石既是东汉时期盛行的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之一，又是反映汉朝与周边民族交往、冲突、融合这一大背景下的一幕小景，在艺术上及史料上都具有较高价值。
神话传说：寄寓生死的精神载体。马的形象还渗透入汉人的死后世界观及神仙信仰之中。在画像石“此中人马皆食大仓图”中（图3），画面以题记为分割，一边为人、马、鸟，另一边则是人首蛇身、人首鱼身等神异形象，题记文字直接表达了对于死后粮仓丰盈、衣食无忧的祈愿。在这里，马还与仙人异兽共同组成了理想的冥间图景。另外，在几幅“铺首衔环·车马图”中，马与驱邪镇墓的铺首衔环图案组合出现，显示出其在墓葬中的现实性及神秘性双重身份。
唐代：铜镜上的马，
盛世华章的精致点缀
唐朝经济繁荣，这时期我国的工艺美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制作的精美铜镜在纹样上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马是灵动、吉祥的象征，其常搭配鸾鸟、神兽、花卉为镜背的主题纹饰之一。如馆藏“禽兽花枝铜镜”（图4）、“马、禽纹铜镜”。
两枚铜镜形制较小，直径仅在8厘米左右，缘薄巧，铸作精良。“禽兽花枝铜镜”的马与鸾鸟、奔兽穿插在缠枝花蔓中，构图饱满而有节奏感；“马、禽纹铜镜”则相对简洁地表现了马与禽鸟之间的对应关系。马多体大，姿态优美，或缓步前行，或伫立不动，具有较强的装饰性。铜镜是唐人女子妆奁里常见的器物，马纹的出现，既体现出盛唐时期人们对骏马的喜爱，也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结合产物。它不再是汉画像石上担负着庄严礼制、历史叙述功能的马，而成了华美生活的点缀之一，映射出盛唐时代开放、自信、追求生活美学的时代精神。
宋元：瓷窑中的马，
民间趣味的质朴凝结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活跃，市民文化兴起，枣庄薛城区邹坞镇的中陈郝瓷窑是当时北方重要的民间窑场之一。除了生产日用器皿，窑工们也利用窑内空隙，烧造了大量小型瓷塑玩具，以满足市场的需求。馆藏的系列“元酱釉瓷马”（图5）正是这类产品的代表。
这些瓷马尺寸较小，长度仅6至8厘米，高不足6厘米。工匠们用捏塑或者模制的手法，抓住了马的基本特点：平首、分缨、凹背、束尾、四肢粗短有力。装饰也十分简单，在马背、眼等重要位置点几笔褐色或者黑色的彩绘。寥寥几笔，神态尽显，憨态可掬。它们不是写实的作品，而是一种充满烟火气、生活气息的发明。在中陈郝瓷窑址的考古发掘中，这样的小件玩具常常与窑具等混在一起，是窑场生产中的“副业”。这些手掌大的瓷器马，曾陪伴过宋元街头的孩子们玩耍，凝聚着平凡工匠一瞬的灵感和朴实的趣味，正是这些作品，才使我们有幸看到当时鲜活、开朗、世俗化的市井生活，它们与汉画像石的严肃、唐铜镜的华丽构成强烈的对比，呈现出诙谐的效果。
近现代：纸绢上的马，
文人情怀的笔墨延续
到了近现代时期，马作为中国传统绘画题材之一，在画家笔下依然承载着他们的感情和时代精神。如馆藏韦江凡《双马图》立轴（1977）、刘怀山《赛马嘶风图》横幅（1987）（图6），都是对传统绘画中以马入画的继承和发展。
徐悲鸿的学生韦江凡（1922—2016），有着“当代画马第一人”的美誉。《双马图》纵68.5厘米、横45厘米，画轴总纵198厘米、横58.5厘米，画中两匹马并立着，结构稳定，对肌肉骨骼的表现借鉴了西方素描技艺，而笔墨的浓淡干湿以及线条的流畅力度又深谙中国画写意精神之妙，气质昂扬而沉稳。刘怀山《赛马嘶风图》，单画纵90厘米、横272厘米，此画内容场面宏大，描绘的是群马在草原上驰骋的画面，作者用酣畅淋漓的手法，让静态的画面展现出风驰电掣的速度感和磅礴的气势，充满着生命的激情和力量。而另一幅馆藏书画——马悦所作的《十二生肖书法对联》（1986年），则是书法艺术与中国传统生肖文化的融合，可见马题材的丰富文化内涵，也说明马在传统文化中承载着特定的精神符号。
以上近现代的书画作品，尽管材料媒介、表现手法都不同于汉、唐、宋元时期，但它们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艺术家们都是在借助马的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如讴歌奋进向前、赞扬独立自强的精神，或是寄寓浓浓的家国情怀，让“马”这一古老话题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纵观枣庄市博物馆所藏的马文物，如同经历了一场由汉代至近现代、从石刻到纸绢艺术的时空穿梭：汉代画像石上的马，既是附庸礼器、战事装备，也是古人精神信仰的图腾，这一时期马在封建军权中的意义非凡；而唐代铜镜中的马，则是唐代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生活的点缀，它们昭示着盛唐时期的大气与绚烂；宋元瓷窑里的马，表现出的是百姓生活情趣的凝结，它们质朴而生动，温情又有活力；近现代书画里的马，展现出的则是文人气韵的承袭，是近现代文人对时代的感怀。这些马文物共同构成了一部微观的“中国马文化史”，帮助我们解读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探寻工艺技术进步、了解审美观念演化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密码。通过它们，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马形象的演变，更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看待自然、组织社会、表达信仰、创造美的生动见证。
（作者单位：枣庄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