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正以席卷之势重塑文化内容的生产与消费。只需寥寥数语，一件“文物”便可被生成，一段“历史”便可被演绎。这场技术风暴对于以“真实性”为根基的博物馆行业而言，已非远虑，而是近忧。当数字复制的门槛趋近于零，博物馆长期依赖的资源稀缺性壁垒被轻易穿透，我们不禁要问：博物馆的核心价值究竟何在？是继续固守日益脆弱的数字资源围栏，还是勇于开启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笔者认为，答案在于从战略层面坚定地推动博物馆“在场性”的回归，以此重塑博物馆在数字时代的不可替代性。

挑战的本质：AIGC影响的是什么？

AIGC对博物馆的影响，绝非仅仅是多了一种炫技的工具，而是触及了博物馆价值体系的根基。

对博物馆作为“真实”最终担保者权威的影响

博物馆的权威历史上建立在对“原物”“原件”的保管与研究上，通过精心陈列和严谨说明传递给公众。但AIGC能生成视觉上超原物的高清图像与模型，编撰看似考究却虚假的“历史细节”。当公众被网络上以假乱真的数字幻象包围，“何为真”变得模糊，博物馆基于实物真实的传统话语权也随之被稀释。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公众不再信任博物馆，而是博物馆需在“超真实”泛滥的环境中，重新证明并传递其“真实”的独特分量。

对博物馆数字资源稀缺性价值的影响

过去二十年来，博物馆数字化成果显著，高精度三维数据、数字库房曾是博物馆技术实力的象征。但AIGC出现后，生成“看起来不错”的模型成本极低。AIGC模型即便缺乏真实数据支撑，但对多数非专业受众来说，视觉上“像”就有一定吸引力。这导致博物馆耗费巨资建立的数字资产库，其独特性和稀缺性在公众感知上受到影响。竞争维度正从“谁有数据”转向“谁的数据更可信、谁的体验更深刻”。

对传统博物馆叙事在数字传播中的影响

静态图文、语音导览和简单动画，在AIGC生成的动态、交互、个性化叙事面前，显得单向平淡。年轻一代数字原住民成长于高度交互、沉浸式的媒介环境，对文化内容的期待已超越单向接收。若博物馆叙事方式不与时俱进，即便有瑰宝，也可能在数字空间的注意力争夺中失败。

因此，AIGC挑战的是博物馆作为文化权威、资源独占者和叙事主导者的传统角色。应对这一挑战，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而需要进行价值层面的战略重构。其核心，便是重新锚定那些AIGC无法复制、无法模拟的独特价值，这正是“在场性”回归的逻辑起点。

核心理念：为何“在场性”是战略关键？

“在场性”（Presence），指观众在博物馆特定物理空间中，面对真实文物，通过多感官交互与情境浸润，所产生的身心俱在的沉浸体验与意义共鸣。它是物的场域、人的感知与文化语境三者交织而成的复合状态。强调“在场性”的回归，是基于以下三重判断：

“在场性”是对抗数字“脱域”的终极屏障

德国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以摄影、电影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导致传统艺术的“灵韵”消失。技术能模拟形式，却难复刻“置身其中”的完整体验，如青铜器锈迹带来的历史沧桑感、古代壁画的视觉震撼与心灵肃穆，以及展厅空间形成的微妙氛围等。这些基于身体、感官与具体时空的综合性体验，构成AIGC无法逾越的屏障。博物馆的实体空间与文物原件是产生这种体验的不可替代的“锚点”。强化“在场性”，就是强化博物馆基于物质实体的核心竞争力。

“在场性”契合数字时代逆向而生的人文需求

有趣的是，数字虚拟内容爆炸式增长未消除人们对物理真实和具身经验的渴望，反而可能加剧该需求。社会学与心理学研究表明，虚拟交往频繁时，人们更渴望“本真性”体验。信息过载下，人们更想触摸真实、见证历史痕迹。博物馆提供“确证的体验”，让历史可观可感、毋庸置疑。所以，“在场性”体验并非过时，而是数字时代稀缺且高价值的“补偿性商品”，博物馆应敏锐捕捉并培育这一需求。

“在场性”是连接公众与深层次文化意义的桥梁

数字传播易碎片化、浅表化，而“在场性”体验营造脱离日常的仪式化空间，促使观众深入思考。如在敦煌，洞窟实境聆听讲解比看高清图片更能理解壁画等整体关系。这种深度沉浸是理解文化内涵、建立情感连接的催化剂。博物馆应是意义启发场，“在场性”是实现教育使命的关键途径。

因此，推动“在场性”回归，绝非意味着从数字世界退缩，而是明确博物馆在虚实交融的未来生态中的战略定位：做数字洪流中坚实的“真实性之锚”，做虚拟体验无法替代的“深度沉浸之域”，做引导公众从“观看”走向“理解”的“意义生成之所”。这要求博物馆在伦理与实践层面完成系统的转向。

实践路径：如何实现“在场性”的回归？

理念需要落地为行动。“在场性”的回归，并非一句口号，它要求博物馆在多个维度上协同创新，推动从工作流程到公众服务的深刻变革。其路径可概括为以下三个相辅相成的方向：

从“数字资源库”到“认证知识体”：夯实“在场性”的信用根基

若文物数字形态在馆外易被模仿，博物馆需让数字产出有无法模仿的“内核”，即基于科学检测、学术研究的“认证知识包”。未来博物馆数字化，目标不止于生产视觉精准模型，还应构建文物“数字生命档案”，包括高精度几何数据、多光谱成像隐藏信息、材料成分分析报告、历次修复记录及学术研究脉络与争议注释。

将这些数据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语义化关联和封装，形成结构化的“增强型数字资产”。当博物馆开放这些资源时，其价值不在于模型本身，而在于其附带的、可验证的“科学证据链”和“学术解释框架”。这使博物馆在数字世界扮演“终极认证机构”的角色——公众和创作者可以轻易获得无数“像”文物的图像，但只有从这里，才能获得被权威认证的、承载着完整知识谱系的“真”数字资产。这是博物馆在数字时代建立新权威的基础。

从“观看展品”到“沉浸叙事”：设计“在场性”的体验内核

要让“在场性”体验深入人心，必须超越传统的物件罗列，转向精心设计的“情境化沉浸叙事”。核心在于，利用技术让数字内容与物理空间、文物本体发生“化学反应”，而非简单叠加。

通过视觉定位、图像识别或信标，可实现数字内容与实体展品精准锚定。数字叙事源于并归于眼前实物，在特定位置和交互下触发，形成虚实交融意义闭环。此外，应探索多感官设计，如结合空间声场还原历史环境音，调控特定展区光照与温湿度呼应文物背景，营造沉浸氛围。

这种叙事，将观众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者”和“共情者”，极大地深化了“在场”的价值。它让博物馆的物理空间变成一个充满惊喜的、可阅读的“叙事场”。

从“资源守护者”到“生态引领者”：构建“在场性”的扩展生态

“在场性”体验的魅力可以也应该超越馆舍围墙，通过数字手段形成吸引公众前来的“引力”，并通过开放合作扩展其文化影响力。

一方面，建立“线上预览、线下深化”的体验梯度。在线上，可以开放部分中低精度模型和精彩叙事片段，如同发布电影预告片，激发公众亲临现场探究完整体验的兴趣。在线下，则提供如前所述的、无法被远程复制的深度沉浸体验。这种梯度设计，能有效将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参观量。

另一方面，实施“策展式开放共创”。博物馆有选择、分层级开放附有认证信息和伦理使用指南的高质量数据包，主动发起主题性数字再创造计划或认证项目。比如，围绕馆藏纹样举办现代设计大赛，或邀请艺术家基于文物数据创作数字艺术作品。博物馆提供学术支持，组织评审与展览，引导社会创造力朝有文化深度的方向发展。让博物馆从资源“所有者”转变为文化创新“策展人”与“平台方”，在更广泛领域传播价值观念。

与此同时，博物馆应积极联合学界、业界，共同研究并倡导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伦理规范与标准，从规则层面守护文化遗产的尊严。

结语

综上所述，AIGC时代的博物馆，前途在于与人本需求深度结合，而非与技术对抗。博物馆应坚定回归并创新“在场性”实践，将核心价值从“物”的保管层面升华为“境”的营造、“知”的认证与“情”的联结。这既是应对挑战的策略，也是博物馆在数字文明时代重申人文精神与社会价值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